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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一种奇迹--记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

2015-03-09 10:16 | 英山新闻网 | 作者:张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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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一种奇迹
——记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刘醒龙
张保良
 
 
2011年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以56票的高票获奖。其实,迄今为止,刘醒龙已出版长篇小说十部共十二卷,中、短篇小说集二十三部二十六卷,共计发表文学作品近千万言。并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由外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他的作品曾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第四、五、六届《小说月报》百花奖,1996年度中国中篇小说十佳奖、中国长篇小说十佳奖,第二届(2003-2005)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首届(2004-2005)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决审团奖,第七届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学奖等数十项大奖。
 
四岁半上小学的大别山娃子
 
刘醒龙曾深情写道:“很多时候,我都在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故土和老家,无法像大多数人那样,有一座老屋可以寄放,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长的树木作为标志,再加上无论走的多远都能让内心踏实可感的一块土地。我是在古城黄州的黄冈地委招待所出生的。刚满一岁,父亲就请了两个挑夫,一位挑着我和姐姐,一位挑起我们全家的行李,一步一步走进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在一处名叫石头嘴的小镇上停留下来。”
  1960年秋天,才四岁半的刘醒龙同姐姐一道启蒙入读英山县石镇区中心小学。刘醒龙解释说,过早地上学并非由于自己早慧,只怪家里孩子太多,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母亲实在无法照顾,提前上学,是为了让自己呆在姐姐身边多些照顾。所以,自己才会在第二年再读一次一年级。1967年读完六年级拿到毕业证书后,刘醒龙再次被留下来读了第二个六年级。这一次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初中不招生了,他是所谓干部子弟,呆在家里没事可干,只有再次回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工作的不断变换,这八年间,他先从最早的石镇区中心小学转学到红山区满溪坪公社金家墩小学,然后又是红山区中心小学,再后来是红山区西汤河公社完全小学,最后又回到红山区中心小学。少年时期的漂泊无定,所增加的生活难度,也带给刘醒龙后来写作时独有的丰富性。在不断变换的小镇与村落里,各种深刻的民间流转,无疑会在他心里产生比同龄人深厚得多的积淀,也为他后来迈向文学殿堂之路铺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石。
  1973年元月,刘醒龙高中毕业后,全家搬到雷店区。父亲要他去刚刚竣工的草盘区占河水库管理处做临时工。临行时,家里给了他一只父母结婚时买的已经十分破旧的木箱子,另加五元钱。买了一张车票后就只剩下四元二角了。报到后他就发现,因为其他人都是从修水库的民工中有选择地留下来的,像自己这样来此的一些人,被称为是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而不受欢迎。刘醒龙在此领了三次少得可怜的工资,第二个月的工资还被人从宿舍里偷走了。三个月后,因为张家嘴水库即将开工,县水电局要人帮忙,这类不受欢迎的人自然在被送走之列。在最炎热的夏季里,为了测绘新水库的坝址和库容地形图,以及未来有可能改地造田的百里西河两岸地形图,在地区水工队派出的技术人员的指挥下,刘醒龙扛着一根五米长的花杆,爬遍了西河两岸满是荆棘的山岭沟壑。后来在他的小说中,西河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除了这条河是他少年时期就从上到下走过之外,肯定也与初入社会后的这段生活密切相关。秋天,测绘任务结束,刘醒龙先是被派往石镇区桃花冲水库工地当施工员,两个月后,又被改派到全国学大寨先进典型、草盘区岩河岭大队岩河岭水库改建工地上。那一年,刘醒龙还不满十八岁。工地上号称有两万民工,当仅有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技术员被调到别的水库工地主持用环氧树脂修补漏水隧道后,刘醒龙便作为“技术员”一直坚持到水库工程基本完工。200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以岩河岭水库修建过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弥天》,这是他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带有明显亲历性的小说作品。
 
曾经领过“高考准考证”
 
读高中的时候,数学成绩全班第一的刘醒龙曾因为不按语文老师的要求,将一篇记叙文写成所谓小说而轰动全校。如果年少时只是因为一时之兴而作惊人之举,后来在工厂里开始业余创作的奋发,则是有了明确的志向。工人生活的最初几年,下班之后,年轻人一起聚在宿舍里吹拉弹唱,工作时间又经常被借用到厂部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和办各类宣传栏,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了几年,直到高考制度的恢复,人生的多彩性突然闪现于现实中,他才感觉到自己这辈子是不是还可以做一点要经过奋斗才能达成的事情。刘醒龙曾经领过高考准考证,因为工作原因,他没能进到考场。这也许就是冥冥之中的某种预兆。那时候,英山县业余文艺创作活动十分活跃,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醒龙与一位痴迷电影剧本创作的高中校友一道去了县文化馆,并认识了其时个人创作正处在大喷发前夜的姜天民。正是受到如同兄长般的姜天民的鼓动,刘醒龙随后就开始了真正的小说创作,并很快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1981年秋天,刘醒龙受邀参加黄冈地区群艺馆在白潭湖宾馆举办的为期一个星期的创作学习班,修改他的第一篇小说习作《派饭》。参加此次活动的都是在本地区小有名气的作者,唯有他是彻底的新人,还没来得及在县文化馆的刊物上发表一个字。随后几年,刘醒龙的作品本有机会在几家重要文学期刊上抛头露面,但因为他不同意编辑部的修改意见,机会也就随风而去。《派饭》的结局亦是如此。
  虽然没有作品,但刘醒龙已经显露出文学才华。1983年夏天,刘醒龙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1984年3月上旬,刘醒龙收到《安徽文学》编辑部的信函,其小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将在第四期上发表。3月中旬,刘醒龙随同参加县文艺创作学习班的一些人一道,住进安徽省霍山县漫水河镇上的一家小旅馆里。第二天中午,刘醒龙正在房间里写作,突然来了两位陌生人,其中一位就是他的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的责任编辑苗振亚。原来他们要去英山看访刘醒龙,却不料长途汽车坏在漫水河镇,无法行驶了,打电话到英山,才知刘醒龙正好也在这座小镇上。世事机缘有时候巧合得让人不敢相信。素昧平生的小说作者与他的责任编辑在彼此都十分陌生的大山深处不期而遇,这在刘醒龙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也是一件不是传奇也具传奇意味的真实故事。
  这种真实的奇缘,后来还有几次。1987年,刘醒龙去红安县参加黄冈地区文学创作会议,期间被安排去天台山参观。天台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位十分年轻的僧人。那一天,大家都在好奇地围着这位过于年轻的僧人问这问那,只有刘醒龙站在人群后面远远地静观。下山后,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位女士。等了好久她才匆匆从山上下来。原来她被那位年轻的僧人悄悄叫住,询问先前站在某个位置上,穿着一件旧的军上装的男子是干什么的,并预言此人今后会了不得,因为他左边眉心有一颗别人看不见,惟有这位年轻僧人看得到的红痣。大家一对号,年轻僧人所说的正是刘醒龙。几年后的一个春天,《青年文学》编辑李师东,为着即将推出的刘醒龙的代表作与成名作《村支书》和《凤凰琴》专程从北京来访,那时候交通不便,通讯也不便,刘醒龙又是刚刚调回黄州,用他的话说,虽然这里是自己的出生地,城里城外认识他的不会超过十人。谁能料到,李师东出了黄州车站,在街边打听时,所问的第一个人,恰恰就是这十个人当中的一个。
 
凤凰琴响与圣天门开
 
2006年秋天,刘醒龙专程绕道,去合肥看望苗振亚先生,聊起从前的奇遇,都还忍不住啧啧称奇。苗振亚先生是刘醒龙生平见过的第一位专业文学编辑。从漫水河回到英山的几天里,他们谈得就十分投机。用苗振亚的话说,此次来英山,是因为他们很想见一见这位还不能称之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为何与他们所熟悉的同在大别山区的安徽境内一些作者的文学状态完全不同。苗振亚是一名了不起的编辑,在刘醒龙之前,刘震云的小说处女作也是他从大量自发来稿中发现的。刘醒龙后来多次表示,与苗振亚的此番相逢及长谈,让他享用终身。
  《黑蝴蝶。黑蝴蝶……》发表后不久,因为种种复杂的人事原因,秉性刚正的刘醒龙实在受不了挤压,主动要求,结束借调,返回县阀门厂工作。几个月后,经由调整后的县文化部门负责人重新提议,刘醒龙又被正式调入县文化馆。很多年后,当时的文化馆负责人,回想起当初办调动手续时的情形,还嗟叹不已。在一些想象不到的阻拦面前,分管人事和分管文化的两位副县长经过商量,不得不巧妙地在其申请报告签字同意处,用上“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不要说在县里,就是在国内,如此办理一位普通工人的调动手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
  顶着多重压力调入文化馆的刘醒龙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按照既定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创作有着系统构思的系列小说《大别山之迷》。深刻表现近代大别山区民间状态的《大别山之迷》,由一部中篇和八个短篇组成,这些小说在省内产生了良好反响,省内三家文学刊物《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和《芳草》破天荒联合召开了“刘醒龙《大别山之迷》系列小说研讨会”,后来的湖北文学界也将这些小说称为省内最早的先锋小说。
  在文化馆工作两年后,1987年刘醒龙调任县文学艺术创作室主任;又过了两年,1989年4月,刘醒龙又被人事部门的一纸调函,正式调到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任文学部主任、《赤壁》文学季刊副主编和黄冈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回归自己的出生地黄州头两年,刘醒龙一直在思索自己的文学之路将以何种风格长久地走下去。刘醒龙后来写道,人一旦离乡村远了,其心灵离乡土就会更近。这种远与近的关系,直接催生了刘醒龙小说风格的巨大变化。1992年的《青年文学》相继在第一期和第五期上重点推出了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和《凤凰琴》,引起轰动。著名评论家冯牧亲自撰写评论,率先称这些作品为“新的现实主义”。这一年的七月,《青年文学》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刘醒龙小说研讨会”,陈荒煤和冯牧等亲自到会发言。这一年也被文坛戏称为中国文学的“刘醒龙年”。
  1994年,自《凤凰琴》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刘醒龙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武汉市,成为市文联专业作家。进城后的刘醒龙,延续着创作上的喷发之势,先后写出了引起巨大反响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和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因为这些作品的出现,文学界评价刘醒龙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分享艰难》成为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和代名词。他的小说一方面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末社会转型期间的艰难世事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要与人民大众分享艰难的时代情绪和人文关怀精神。面对人们生活的窘困和精神的压抑,他用小说这种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独特的审美方式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抚慰和希冀,给生活带来暖意和亮色,他也主动承担了表现民生民态,反映民声民意的民众代言人的责任。所以,他的作品也就“赢得了众多普通公民的信任”,同时,也成为他寻找精神家园心路历程的审美呈现。
  随着创作资历的增进,刘醒龙越来越认为“小说是一种奇迹”。其实,就他自身来说也是某种“奇迹”。1999年之后,正值创作高峰的刘醒龙停止了曾给他带来巨大荣誉的中篇小说创作。此后整整六年,刘醒龙仿佛从文坛中消失了一样,杂志上见不到他的作品,传媒上不见他的消息,2001年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可一些重要的文学活动上仍然见不到他的身影。一年接一年,没有人清楚他干什么去了。
  2005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推出刘醒龙闭关六年潜心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出版后,人们才在惊叹中明白了他那过人的毅力。6月,在武汉召开的专门研讨会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黄曼君率先发言指出,《圣天门口》恢复了自“五四”以后就逐渐在文学中消失了的科学精神。《圣天门口》向我们昭示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想象家国历史的能力。文笔酣畅绵密,思路细腻圆转,其操持情欲流转、雕琢人性百态,尤见作家的文字功底。气象之磅礴,题旨之深邃,视景之恢弘,可称为革命宏大叙事的新的建构。武汉大学教授陈美兰表示,一个“乡村小子”能写出这么厚重的作品,证明我们过去还没充分认识到他的分量。这部作品中有属于刘醒龙自己的历史感悟,它对社会现代精神的构建,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小说呈现出来的史诗品格让久已沉浸在细节和片段中的评论家们为之欣喜。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何西来、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胡平,福建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南帆等表示:《圣天门口》艺术水准的提高之大是难以相信的,这感觉就像当年读到《白鹿原》,有史诗性的气象,是《白鹿原》之后又一个民族文化精品。《圣天门口》是一部大书,不仅因为它在风土人情风俗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描写堪称大气磅礴,而且里面有对历史的追问,是一部经得起读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永恒。
  2006年5月,由来自全国的文学评论家组成评委会的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开评,三年一届的该奖强调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重奖那些表现出扎实艺术功底、有独特艺术追求和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经过投票表决,在2003年至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基础上,评选出唯一长篇小说大奖授予了《圣天门口》。评委们认为作品大气磅礴、内涵厚重,开启了历史书写的第三阶段。2006年7月,《圣天门口》在香港获得“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决审团奖”,评委之一的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认为,在所有有资格参评的长篇小说中,《圣天门口》是最好的,它写出中华民族的“苦难与高贵”。
 
《天行者》的创作我充满感恩
 
刘醒龙说:“小说应该是优雅和高贵的!”刘醒龙的为人却是朴素的。朴素的刘醒龙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有多少闪亮的头衔,总是执著、谦逊地行走于他的艺术世界中,在黑色的土地上,把心交给那些承受苦难、抗拒苦难的人们,总是能够避开流淌于生活表面的泡沫,看取生活的真相,把民间底层人们的精神和灵魂真实地表现出来,以坚硬的抗争和如水的柔情给人以深深的感动。他说:“不知不觉中,对过去的痕迹产生莫大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我心情郁闷时,这痕迹就像乡土中飘来的炊烟,时而蛰伏在屋后黝黑的山坳里,时而恍恍惚惚地飘向落寞的夜空。假如我的心情不错,本是无影无踪的痕迹,就会是雨过天晴之际,经由那肥硕的蚯蚓一耸一耸地爬过,犁出一条宛如房东女人的粗针大线,并且像小路弯弯的五彩和七色。更多的时候,心平如水,一切如同从来没有发生,痕迹便成了秋收之后弥漫在田间地头的各种野花,有四瓣,有五瓣,有敦实,有轻盈,那是狐狸和黄鼠狼,还有狗獾、猪獾,甚至还有果子狸,总之都是小兽们留下来的脚印。”乡土世界的细微之处能在一个人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痕,他的情感就会有一种沉重的悲凉和柔情的深刻。它让人在残酷中看到了诗性、在疯狂的人性裸露中感受到了人之“为”人的温暖。这种“深刻”大概只有像刘醒龙这样把“心”安放于土地中的作家才能有,这是刘醒龙作品的底色,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性所在。
  于是,我们终于等到了他的《天行者》。
  刘醒龙说,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的续。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还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然而刘醒龙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他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醒龙动情地说,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之后的某一天,在我天天都要路过的那条街上,出现了一家专卖户外运动用品的叫“天行者”的小店。初次看到它时,马上觉得自己寻觅多时的正是这三个字。几乎是同一时间里,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仅十几天,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因为这些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从这个意义上看,十几年前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表现的是我对生活的感动,十几年后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表现了我对历史的沉思,是我交出的一份答卷。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知识分子,无论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一切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让“民办教师”沦落成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正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的写照。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天行者》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曾教会过孩子们一个字。
  这,就是刘醒龙。《天行者》,无疑是他人生追索中交出的一份厚重的答卷。
(责任编辑: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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