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祸起萧墙 悲歌一曲从天落
——“肃反”的惨痛教训
“肃反”的主要起因 1931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正式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在分局成立时，还成立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兼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为副主席。中央分局成立后，张国焘对根据地党政军进行彻底“改造”，策划和指挥了大“肃反”。红四军南下作战论（“东进”与“南下”）与所谓的两起“反革命事件”，使英山成为鄂豫皖根据地大“肃反”的导火索和重灾区。
1931年7月上旬，鄂豫皖军委在金家寨开会讨论红四军南下出击方向时，发生了分歧：张国焘主张打下英山后，东进攻占潜山、太湖、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即东进）；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则主张先取英山，后南进蕲春、黄梅、广济，恢复根据地，相机出击武穴，威胁长江，牵制敌人，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即南下）。经激烈的争论，张国焘仍按个人意见，命令红四军执行东进计划。
红四军攻克英山后，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等军、师领导干部再次讨论行动方向。他们详细地分析、比较两种行动计划（东攻安庆与南下蕲、黄、广）的利弊，认为东攻安庆，要经过400多里的白色区域，沿途有国民党两个旅以上的正规部队和大量的反动民团，而红四军只能集中4个团的兵力作战，又远离根据地，地形、敌情都不熟，若盲目冒进，毫无胜利把握；而南下蕲、黄、广地区属根据地，有地方党的组织和较好的群众基础，离英山较近，且取胜的可能性相当大；收复这一地区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且能巩固扩大。因此，红四军决定改变东进计划，留第十二师在英山掩护行动，开辟根据地工作，军部率第十、十一师4个团向南进攻。并当即将这一决定报告中央分局，详细申明了南下正确的理由。
中央分局张国焘接到红四军改变作战计划的报告后十分恼火，竞不顾红军南下胜利的事实，于8月11至27日，连续4次去信并指责他们“走到公开的抵抗”“不出潜、太、安庆而出武穴”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严令“火速北返鄂豫皖边根据地”等等。
9月1日，红四军接到中央分局、军委会8月27日令其北返的来信，不得不放弃歼灭被围在蕲水叶家湾的国民党军的机会，当即北返。当时指战员们对突然撤出叶家湾之围非常不满，议论纷纷。许继慎等积极提议召开大会讨论，明确红四军的行动方向。在北返途中，红四军于9月4日在英山县鸡鸣河李士彬宅院内召开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职务的党员会议。会议由政治委员曾中生、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主持，会议总结了南下工作，讨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来信。许继慎等认为红四军南下已取得很大胜利，应继续开展英、蕲、黄、广地区的工作，调红四军北返是不适宜的。会上同志们不同意张国焘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一致通过了红四军根据会议发言起草的《申明书》，再次说明东进三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及其胜利的重大意义。会后，军部一面派刘士奇携信北返面呈，一面率师继续北返。
另有两起“反革命案件”被张国焘作为“肃反”的口实。红四军攻下英山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晴利用他与许继慎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的关系，搞反间计，派两名特务潜入英山，带给许继慎一封诡称与敌勾结、欢迎投蒋的信。当时，许继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将两名特务与信件一起交给军部。徐向前、曾中生对特务进行审讯后，认为“敌人下书是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徐向前回忆录》）。
红四军南下后，鄂豫皖根据地后方医院（麻埠）发现了一起国民党军队投诚人员的投毒案。在破案中对多人进行刑讯逼供，捏造在红四军内部存在一个以许继慎为主席的“九人兵变委员会”（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萧方、廖业祺、高建斗、吴荆赤、潘皈佛），并诬陷兵变委员会准备将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靠蒋介石。这起冤案又牵连到红四军起于英山南下作战上，使张国焘坐实了一批人受人利用，阴谋暴动投敌之罪。
9月下旬，张国焘以上述三件事，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发起了一场大“肃反”运动。在红四军设置政治保卫局，组织武装巡视团（即逮捕队）。
“肃反”的惨烈程度 张国焘将红四军中凡是从民团起义或国民党军队中分化出来的，都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在部队和地方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大逮捕。被杀的师以上干部有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英山）、萧方、熊受暄（英山）、李荣桂、王培吾、徐百川、陈定侯、曹学楷、舒传贤、廖业祺、庞永俊、程绍山、姚家芳（英山）等，以英山藉查之清为代表的团级以下干部更多，几乎把黄麻、商南、六霍起义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领导干部杀光。
1931年10月，张国焘发出《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强调各县“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去进行党内淘汰异己分子工作”，“要十倍百倍地加紧肃反”。
这次“肃反”，英山县是重灾区。11月，张国焘派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委员、红十一师政治委员曹大骏任中共红山中心县委书记，派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随行协助“肃反”。曹大骏到任后，迅速在党政军机关强力推行“肃反”政策。一夜间，将原英山县委、中心县委书记和县委各部、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及各区党政干部抓进牢房，并相继杀害。其中三任英山县委成员、区委书记、区长及部队团以上干部，共肃杀了86人。有的区三任区委书记、五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均被杀害。其中许多对英山乃至皖西与鄂豫皖根据地及红军的创建做出过重大贡献、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杀害。
在11个月“肃反”中，英山有6起集体肃杀案。红山中心县警卫团的钢八连被杀76人，抛尸于父子岭陈塆村山脚下的水塘内。三区七乡的农会干部共杀了44人，其中乡农会主席先后杀了6任。红山县兵工厂先后有186人被杀。红山县服装厂的干部、职工被杀了42人。红军中心医院有104人被杀于竹坳亭老山垱。红山县中医院两次遭劫，共“肃杀”了71人。红四军军长徐向前夫人程训宣、身怀六甲的许继慎夫人英山藉王望春，也惨遭杀害。
在大“肃反”中，一个村或一个乡，一次性“肃杀”超过10人的案例至少有50起，被“肃杀”最多的村是岩潭河，共“肃杀”362人，全村仅65人幸存。
英山的“肃反”由曹大骏具体指挥，保卫局抓人，刽子手屠杀，采取“三定”（定对象，定刑场，定杀人指标）手段。全县设21个杀人场，白天用牛耖大沙垱，晚上杀人后将尸体推进大沙垱。小沙垱埋几十人，大沙垱埋上百人，最大的杀人场施家湖河坪共肃杀1312人。从1931年9月到1932年8月，23万人的英山，被肃杀4275人。数以千计的革命者在这次“肃反”中被杀，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肃反”的沉痛教训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3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挥指战员，十分之六七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英山的革命精英（包括红军和地方干部）基本被杀光。红山中心县委领导的9个县的党组织在“肃反”中解体，县、区、乡苏维埃政权亦不存在。致使苏区出现了干部极为缺乏现象，给正在发展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来源：英山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编委会）